旧读两欲字为顿，乃是错的。
如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从伏羲、神农讲到周太公，罗列了早期中国的圣贤多达31位，其所选材料，多出自儒家经典文献。【12】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是一种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12】，这一点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截然不同，冯先生这本书，确是一本哲学史而不是一种主义的宣传。
这种整理哲学史料的方法，胡适称之为贯通，贯通便是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诚如冯友兰所说：写的哲学史，亦惟须永远重写而已。在哲学社会科学本土化转向【41】日渐兴起的时代，反思蔡元培之序和陈寅恪与金岳霖之审查报告对中国哲学史的不同理解，明确其中国的与哲学的双重理路，尤其对中国民族的、中国哲学的主体地位的理论期许，有益于推动中国哲学界本土化叙事的深入探讨，这也是本文撰写的初衷。这意味着蔡元培、陈寅恪、金岳霖三位先生并没有局限于自己的学科，而是作为中国哲学史家【4】，一起对中国哲学史作出判定，因而完全可以把三者作为一个思想整体来看待。金岳霖对于书写哲学史两个先决问题即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式的探讨，尤其是对于论理学与讲道理论证方式的强调，确立了中国哲学史真正哲学的学科形态。
20 吕思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陈寅恪借助于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提出了一种同情之了解的态度与方法，以表示自己对于胡适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的深深忧虑，也表明了对胡适实证主义和一概阙疑态度与方法的解构立场。【24】甚至墨子之后的道家庄子、儒家荀子，都不同程度地拥有墨家的名学思想。
金岳霖以中国哲学的史、好的哲学史，对应于在中国的哲学史，明确了中国民族的、中国哲学的在中国哲学史的主体地位。【39】以这种西方哲学的成见占据主导地位所书写的中国哲学史，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近世学者，论其大别，率分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三种。从所持观点来看，论者更多强调三位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的哲学的贡献，而对其中国的的主体地位则不够明确、不够突出。
翌年《太平洋》第1卷第11—12号又连载此文【23】。【21】这些经典文献中的思想应属于哲学家之哲学的组成部分。
三位先生的序和审查报告，对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或赞同或批评，体现出一代学人对中国哲学史的不同理解，梳理和阐释这种不同理解的思想义理与学术价值，便是本文的任务。不仅如此，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谈到先秦诸子时，从哲学根本是说出一种道理来的道理出发，亦即以讲道理的方式表出哲学家之哲学思想，冯先生既以哲学为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则他所注重的不仅是道而且是理，不仅是实质而且是形式，不仅是问题而且是方法。6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谢无量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4，4页。37 这个问题在学界称之为金岳霖问题。
【6】中国哲学传统中所谓儒学道学理学，西方则谓之哲学，其实一也。就这四种《中国哲学史》而言，陈黻宸与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具有较多的共同性，他们从中国的早期文明开始讲起，普遍重视《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儒家六经中的哲学。【39】但金岳霖依然明确提出了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两者截然不同的书写态度，这是作为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作为普遍哲学的一种忧虑，隐含着一代学人对于中国哲学史立根于中国的理论期许。原因何在？简明先生说：也许是由于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寅恪先生在历史学所取得的成就，和作为哲学家的金岳霖先生在哲学和逻辑学所取得的成就过分突出，而使人们无意中忽视了这三篇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短文的缘故吧。
相对于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蔡元培以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理解，纵向上更为久远，横向上更为广博，不仅拓展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哲学的外延，而且从理论上预设了中国哲学史作为中国民族的哲学史的纯粹与整全。在1958年台北版的《中国古代哲学史》自记中，胡适依然坚信自己这种书写哲学史方式的开山作用，甚至提出宋明儒学程朱陆王尊德性与道问学两条路子的不同，实质也只是一个名学方法的争论。
4 钱耕森先生把陈寅恪看作是中国哲学史家。不过，胡适对其美国老师杜威实用主义的崇仰，转化为一种整理国故的实证主义态度。
由此，先秦诸子在研究方式上【35】也获得了一种哲学的合理性。【39】金岳霖确知胡适、冯友兰创建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是把中国的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史就是在中国的哲学史。这种内容框架预设了一种理论路向，即哲学家的经学思想，包括对六经的阐释，应该与哲学家的学说同样受到认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仅仅占据了一篇（共5章）。……就现象加以研求，发明公理者，则为经、子。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学术文集》第1卷，第178-182页，第211-212页。
简明先生认为，陈寅恪和金岳霖分别从历史学、哲学的不同侧面，审视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凝集了两位先生对哲学史，特别是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卓识和创见。蔡元培之序和陈寅恪、金岳霖之审查报告，篇幅不长，可谓专论中国哲学的短文。
当时出现了四种影响较大的《中国哲学史》，陈黻宸《中国哲学史》（1916年初版）、谢无量《中国哲学史》（1915年初版）、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18年初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1931年初版）。1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学术文集》第1卷，第522页。
第一，先秦诸子讨论的问题，是否与欧洲的哲学问题即普遍的哲学问题相一致，这是书写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先决问题。反之，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和形式，与西方普遍哲学的实质和形式完全不同，那么这种思想无疑不属于哲学形态。
【27】至于《尚书》，更没有信史的价值，《尚书》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13 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胡适：《胡适学术文集》第1卷，第1，2页。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史的中心问题。【32】按照这种普遍的哲学问题的尺度，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或者整个的是，或者整个的不是哲学问题。
【19】这是对《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先秦诸子哲学的思想根源的一种肯定，这种肯定的态度既是对胡适、冯友兰创建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中截断众流的一种警思，亦为平等地看待经学与子学，尤其是传统经学中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一种理论预设。【27】陈寅恪认为，这种贯通方法的根本在于古代哲学家的思想，而非条理统系的严密性。
最终目的是把中国中国化，改变一百多年来一直把中国西方化这种主流趋势。如果先秦诸子有论理，这论理是普通（遍）的呢？还是特别的呢？这也是写中国哲学史的一先决问题。
【8】冯友兰则明确反对经子皆可为哲学史之材料的观念，断定孔子时代之前的《诗》《书》《左传》《国语》等文献，其中的鬼神术数天等观念只能说明有宗教而无哲学【9】。所以，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
【11】金岳霖则认为，哲学史的书写不需要成见，也不需要主张，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这四种中国哲学史尤其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突破了中国哲学传统的学术范式，在创建专业化、系统化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上，有其不可替代的开创性地位。如果不能从中寻觅古代哲学家真正的思想，即使申述学说的言论多么条理统系，这种了解也不是真了解，甚至难免肢解古人的哲学思想。【38】由此可以感知到金岳霖对西方这种文化殖民主义盛行于中国哲学界的深深忧虑。
34 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438，435，436，436，436页。作者简介：许春华，男，1963年生，河北雄县人，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河北大学畿辅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诸子与儒道哲学。
1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9页。四、金岳霖：中国哲学的史与好的哲学史 金岳霖谦称自己对于中国哲学是门外汉，不过从他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的审查报告中，仍然能够清晰透出其作为逻辑学家的严谨缜密与哲学家的理论水平。
而对于墨家学说，从形式上来说，胡适用了第六篇墨子（共4章）、第八篇别墨（共6章，其中第4章和第五章为名家惠施、公孙龙的学说）来进行申述，并且还把第六篇、第七篇（杨朱哲学）、第八篇连续作为在北京大学学术研究会的演讲稿，题目即定为《墨家哲学》，此后由北京大学学术研究会于1918年8月10日印行单行本，同年9—11月又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解除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孔子就只是先秦诸子之一的儒家创始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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